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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事迹

2019年04月25日 12:43

    对徐盼盼这样的高二学生来说,选考科目早已尘埃落定,更令她苦恼的是眼下的学习。她主动报名了4月举行的第二次选考,可班级气氛却不太理想:有好多同学不参加这次考试,不忙着复习。早自习的铃声响了,她坐在课桌前,却总是静不下心来,“考试的机会多了,但选考学考同时进行,作业量的负担挺重的。”徐盼盼有些害怕却又期待着明年4月的到来:2017年4月后,她将结束所有选考科目的考试,到时就可以全身心投入语数外的课程复习中。

    文理不分科已成各地高考改革趋势,“3+3”也成众多省份未来高考的新模式。

    第一招,引导孩子宣泄不满情绪。

    针对招生考试本身,也需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问题的症结。看到现在公布出来的新考试办法,我认为还是没有很坚实的调查数据表明现行的办法不好。现行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多年改革的结果,比如考试的科目,也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定下来的,现在要匆匆忙忙地改并不可取。比如有人提出高考取消外语,或者降低外语的权重,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要改,也应该首先调整外语教学大纲里面规定的课程、学习程度之类,不能说外语学得不好,就要减轻权重,那不就是鼓励大家不好好学习吗?

    什么是智慧?智慧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心理或心灵的属性。它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直接可观察的属性,如红、方、园、香等。它类似于玻璃的“脆”那样的属性,正常情况下看不见、摸不着,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以表现出来。

    根据警方通报,陈某曾勒索小毛(受害者),并向小毛的父亲要钱,小毛的父亲责骂了陈某等人。也就是说,即使小毛家长未掌握双方矛盾全况,至少也能看出问题的端倪,却没能有效保护小毛。小毛仅仅是一年级的小学生,照常理,应时刻处于家长严格看管之下,可实际上家长任由小毛在外面晃荡,以致他做出偷窃的行为。就算没有发生暴力事件,家长也没有尽到监护人职责。

    “语文学科不像理科知识,学生能够在反复训练中快速习得。语文这种形象思维学科的特点,使得学生在学习时要更多地结合自己以往的经验来体味感悟。以往的积累感悟少,短时间突击是根本无法快速提高语文能力和水平的。”李良益分析认为,“现在的考试体制和评价机制也必然造成在急于出成绩快速要分数的迫切需求下,语文教育被边缘化。社会上鲜有语文补习班就是一个印证。”

    传统文化在中国就像中医,遇有社会疾病,人们就想起到传统文化里寻医问药。在许多国人的观念里,法律是西药,可以快速治疗急病大病,而传统文化是中药,可以对“病人”进行调理。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对于这种现象——一边是高考升学率逐渐提升,一些高校陷入生源危机,一边是高考焦虑日益严重,各地出现专门针对高考,甚至有些妖魔化色彩的“高考加工厂”和“超级中学”——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资源已经逐步丰富,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这貌似“矛盾”的现象,正折射出我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即高考还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从当年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一些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院校并没有回报给受教育者高质量的教育,被考生抛弃,于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高考压力的缓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每所高校平等的发展空间。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察看中国精神的动人篇章不难发现,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长征精神。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今年的高考作文命题,还比较贴近社会生活,考学生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分析能力,让考生有话说,只要结合各自的经历来谈,又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就各有所得,能考出实际水平。如全国一卷、二卷都出得不错。一卷提供的材料是:因父亲总是在高速路上开车时接电话,屡劝不改,女儿迫于无奈,更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通过微博私信向警方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警方查实后,依法对其父亲进行了教育和处罚,并将这起举报发在官方微博上。此事赢得众多网友点赞,也引发一些质疑讨论。命题者要求考生给父亲、女儿或其他相关方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这道题材料所揭示的是非常普遍的生活现象,学生肯定都有话说,而且用写信的方式,可以写得有情有理。

    在填鸭式的教育模式下,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模式化的过程,甚至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不管孩子对学习有兴趣还是没兴趣,都得坐在书桌前把课本一遍又遍地看,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产生倦意的起因。

    第二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目标,不完全是学校自身的问题,或者说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你只要建立起了现代大学制度,剩下来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已经有些大学达到了世界很高的水平,包括当时的燕京大学,除了它的产出和培养的优秀人才,创造性成果也很大。实际上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概念就是大学自制,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如果建立不起这样的团队,其它都是瞎掰,再投资多少钱也没有效。

    马老师敢不管吗?他可是一个代课教师啊,稍不注意就会滚蛋。上级部门要求分数的时候,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是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基于不同教师角色定位进行评课

    本次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关注!

    我最欣赏的还是广东卷的题。其提供的材料是:“看天光云影,能测阴晴雨雪,但难逾目力所及;打开电视,可知全球天气,却少了静观云卷云舒的乐趣。漫步林间,常看草长莺飞、枝叶枯荣,但未必能细说花鸟之名、树木之性;轻点鼠标,可知生物的纲目属种、迁徙演化,却无法嗅到花果清香、丛林气息。从不同的途径去感知自然,自然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要求考生就此自命题写作。这题涉及信息化带来便利,也带来某些新的问题,包括人与自然的疏远,人的感受力降低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信息社会的发展,都是近来的热点问题,考生一般都会有所准备。但这个题写好并不容易,不能只是讲爱护自然,还需要有点哲理的思索。浙江卷和广东卷的两个作文题目都出得有水平。

    [ 袁贵仁]:

    九十年代 话题作文首开满分先河

    上引高等教育人才评价制度、下启基础教育教学理念变革。随着高考“指挥棒”的转向,“办有质量的教育”,成为新一轮教育改革全力进发的方向。

    以笔者来看,这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从全国范围看,河北、江苏、山西、河南、江西等省份都曾先后出台政策,严禁普通高中“跨市招生”,但成效似乎并不明显。就河北而言,早在2008年,包括石家庄市一中、二中以及衡水中学等在内的公办省级示范性高中校长郑重承诺:不跨区市招生,200多所公办中学校长还首次签订了《规范招生承诺书》。但是,据报道,2013年该省某重点中学一个高考班110多名学生中,市外生源高达70余名。很显然,有的高中没能履行承诺,而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深入追究相应责任。

    高考期间整个社会呈现出轻度“癫狂”,漠视规则与权利,信奉“高考压倒一切”,亦有集体社会的某种烙印。在过去,高考主要是“为国选才”,在这个宏大目标下,社会资源的动员和调动与无条件配备自然顺理成章。然而到了现在,高考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为自己“出彩”,因此在顺利参考上,个体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整个社会对于“一切为高考让路”的做法也会展示出更多元的态度。就此而言,社会的高考气候也该有更理性的回归。

    一位农村教师直言不讳地告诉马敏:尽管农村教师的收入有所上升,但是整个社会都在发展,与其他阶层相比,农村教师收入增加的幅度并不大。过去农村教师的收入是农民工的两三倍,现在农民工的收入是农村教师的两三倍。

    其次,这种人造工程制造了严重的学历歧视。学生的毕业证不同,享受到的社会待遇是冰火两重天。尽管教育部门下禁令禁止用人单位表明学校的门槛,但是在实际操作环节,“只要985、211大学毕业生”,似乎已经成了现在不少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潜规则。部分大学在招聘时出奇地苛刻,对基础学历也提出了要求,通常要求“双211”或者“双985”,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在招录新教师时,新进博士还要查三代学历,看你的基础本科学历是不是“211”,这样就将大部分非“211”的优秀毕业生拒之门外,失去了平等竞争就业的机会。这种学历歧视不仅停留在就业上面,也反映在考研和出国上,“211”大学的学生保研和上好大学的比例要比普通大学的学生高出很多,普通非“211”大学的毕业生想考“985”“211”的研究生难度非常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在调剂时至少要求211毕业。

    根据《意见》,2015年起需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确保必要保留的项目,并合理设置加分分值,教育部也曾表示今年年底会出台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

    “体育既然是中考的科目,就应该和其他考试科目一样,通过考试反映出考生的差距,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考满分或拿高分,这样的考试还有什么意义?”王宗平疑问,“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考生的运动水平较高、身体素质优秀,但他的体育考试分数与一名身体素质一般但突击训练两个月的考生一样,这究竟是鼓励学生长期参加体育运动,还是鼓励学生平时应付体育课,考试前再临时抱佛脚?”

    我们知道,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教育管理和办学都学习前苏联。而在学业评价方式上,我国从中小学到大学也都照搬前苏联的5分制(1分是基本单位,2分不及格,3分中等,4分良好,5分优秀)和面试制度,那时,好学生的标准就是“门门5分”。之后,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废止了5分制,而采用百分制。我国中小学学生学业评价标准最常见的是100分制,评价工具设定为60分为及格。后来受中高考单项考题赋分分值增加的影响,不少学校在考试时模仿中高考试题赋分,把卷面分值设定为120分或150分。相应的,100分制60分为及格线,120分制72分为及格线,150分制90分为及格线。大致说,1984年之前到5分制结束期间,我们的评分制度以“百分制”为主。1984年之后,伴随高考单项试卷分值的增加,我国中学的评分制度以120分制和150分制为主,小学则以百分制为主。从报道看,贵阳部分小学把百分制中的60分及格改为90分及格,显然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达到及格成绩的难度,这简直就是对小学生的无情折磨,因此说这种做法是疯狂的畸形的做法恰如其分。

    其次,这可以鼓励更多人勇敢地站出来。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受这样政策的影响,千千万万的人能够站出来,那么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将不是难事。如果许多人受政策影响愿意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那些破坏分子将无处藏身。

    教育部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品质是什么?这需要对教育本质的把握,也需要对社会发展阶段基础上的教育特征进行把握。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具有两个属性:个体的社会化和个体的个性化,就是说要让受教育者充分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让受教育者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现在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我们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办公共教育;就教育发展阶段而言,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以及人们生活的富裕导致教育迈进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显著特征就是要高质量满足个性化需要。

    调查报告显示,从2012年开始,很多省市出现了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在考生大省河南,2012年有超过14万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2013年有7.06万个招生计划没完成。另一个高考大省山东,已经连续3年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安徽、河北也已连续两年没有完成计划。

    解析:什么是投档比例呢?南京一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分析说,比如一所高校的招生计划为1000名,按120%调档,招生主管部门向其投放1200份考生档案,就会有200名进档考生被退,如招生计划为3000名,则会有600名进档考生被退。可见,调档比例较高,一方面为考生的档案能够进入心仪高校增加了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考生档案投进后又被退出来的风险。记者了解到,南京大部分高校投档比例一直控制在105%以内,部分高校甚至到102%-101%,多所高校承诺进档不退。“部分外省高校调整比例仍然是120%,缩小调档比例后,大大减小了考生的填报风险。”

    目前,教育部已明确足球特长可以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四川将体质健康测试纳入综合评价,上海将思想品德、传统文化素养、创新精神等纳入综合评价等。  

    入学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准点,也是社会反映最强烈的教育问题。新年伊始,教育部就在“择校”问题的治理上发力。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后,教育部进一步将工作聚焦在19个矛盾集中的大城市,印发专门通知,要求制订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并明确提出了时间表与指标要求。标本兼治,破解择校难题,是今年教育改革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虽然199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均明确提出和鼓励教师来源从师范院校的单一化,向师范、非师范院校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转变;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在实践探索方面,以北京师范大学已历时三年的4+X教师培养模式的讨论最为激烈。北师大“4+X”人才培养方案中提出:“4+2”即学士后教师教育的改革方案,是实现专业教育与教师养成相剥离的重要试验。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受研究生保送名额的限制,难以做大,不足以形成规模;另一方面,“学术性”问题未较好的解决。仍在师范大学范畴内兜圈子,未能破解“一考定终生”的时代难题。

    有些学校在改革初期,一味地“打破常规、创新求异”,力图建立不同于他人的模式。于是,这些学校挖空心思为自己的课堂“起名字、建新规”,导致课堂教学改革名目繁多、花样频出,真正有突破、有成效的改革经验反而并不多见。常言道,不破不立,改革需要破旧立新。然而,什么能破,什么不能破?每所学校都应该认真甄别、谨慎对待。比如,有的学校颠覆学习常规(包括预习、复习、作业等),倡导所谓的“零作业”“零测试”;有的学校无视记忆力、专注力的培养,对学生的粗心、马虎听之任之,反而美其名曰“善待学生的错误”;有些学校提倡课程资源整合却忽视课程内容转化,过分注重流程环节却忽视基本要素,不把精力投入到“问题、活动、评价”的设计上,却在学生展示的形式上煞费苦心。此外,新的学习方式有新的常规要求,如果不能认真培养新的学习规范,新课堂就会让人感觉如飘浮在空中一般,落不到实处。以小组合作为例,如果教师不能把合作技能纳入常规养成计划,那么学生围坐起来之后,也不知道如何分工、如何对话、如何处理成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样的小组合作,肯定会破绽百出、问题不断。

    奢谈一知半解的理念,执迷于建构教育派流或教学模式,轻视学科教学知识打磨和积淀,最终将导致教学荒芜。

    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

    这一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分配方式还不完善。目前指标分配的主要依据是初中学校毕业生人数,还有的是根据初中学校的综合情况进行分配,包括毕业生人数、办学水平、素质教育实施状况,往年升入高中的学生数量等。如果单纯依据初中学校毕业生人数分配指标,对于那些办学规模小、办学水平高的学校显得不够公平;二是录取方式存在一些矛盾和困惑。如果设定录取分数的底限要求,很多学校由于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数量不足而造成指标浪费,使得分配生政策难以按计划完成,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如果不设录取分数的底限要求,只要获得分配生指标,就能够获得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造成学生之间入学成绩差异巨大,给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造成一定困难。 

    有些家长觉得不对啊!我们两口子可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全凭自己打拼出来的,自立自强,孩子怎么一点都不像我们呢,一定是别的孩子把我家孩子带坏了。我说几句,可能有点伤人,您姑妄听之。你自己打拼,是自愿还是被迫?你关心的、谈的最多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对官二代富二代羡慕嫉妒恨过?

    我想起古代师傅带徒弟的方法,都是师傅亲自示范,徒弟在一旁仔细观察,然后自己尝试,师傅手把手指点。很少有师傅自己不动手而只是动动口徒弟就能学会的。

    更可怕的是,因为有了“文化”这顶帽子,形式主义有时成了损伤甚至破坏文化本身的重要因素。我们看到,在文化形式主义的掩护之下,传统文化可能成为庄严肃穆外衣下的敛财之道,红色革命文化可能变成不伦不类的恶搞狂欢,严肃的历史文化可能成为“戏说”和“宫斗” 的载体,深刻的人性探讨和现实批判则可能变成官场黑幕成功学和青天大老爷的风流艳史。再比如,对儒学以及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和现代化转换,本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大创举,有的地方政府、大学、企业、文化机构却一哄而上,大搞儒学秀、佛学秀、道学秀、传统文化秀,占卜打卦、风水迷信、汉服祭祖、小学生跪师礼,等等,把儒学搞得面目全非。争抢名人故里,对历史名人捕风捉影,乱认祖宗,或者以文化为旗圈地造景,等等,都是名为发展文化,实为败坏文化之举。

    [袁贵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师待遇是关系教师队伍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大问题,不能仅靠觉悟和奉献来维系农村教育。关心农村教师的收入才是解决农村教育滞后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袁桂林指出。

    面对这些“独自坚守”的乡村教师,除了送上一份荣誉、表达一份敬意,还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从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自身的职责出发,给村小和教学点多一点扶持,给乡村教师的生活多一点关照,实际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

    曲晓光呼吁,在预防教育领域,鉴于毒品问题已成重要的青年问题,青年组织应该站出来,走到第一线,特别是应关注那些容易沾染毒品的边缘青少年群体身边,对他们进行帮助。 

    针对这些问题,熊丙奇表示,一方面要解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不要再强调北大清华、“985”“211”高校,不能再把高校分为三六 九等,应该让每个高校平等地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唯清华北大论的办学思路要改变,不能把教育资源集中到重点高中和部分学生上,而是要引导义务教育、基 础教育均衡发展。

    [袁贵仁]:

    你能来到清华,不仅仅是因为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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